爱国情绪高涨的背后

我觉得现在中国很可怕的一点,是国家民族主义高涨,反智化严重,一旦到了国家高度,一概不容质疑。曾经我们不停的抨击国家对于新闻越来越严的审查制度,对于五毛的嘲讽技能点满,但到了现在,大部分人却都自行阉割。

我对于这个现象,归咎于两方面:

一方面,中国对于鸦片战争到八年抗战的历史,太过于深刻。而从慈禧的惧怕洋人开始,再到老蒋的依赖国际社会抗日,再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由于意识形态的问题,被西方国际社会广泛孤立。中国人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又恨又怕,表现得是非常明显的。

而亚非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,由于一直以来在我们的主流视野之外,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所提到的“外国人”,指的都是高鼻子蓝眼睛的西欧人。

二方面,中国长时间的封建君主“家天下”的制度,中国自古以来,君主的美德,是“爱民如子”,爱民如子当然不是给民众一个尊重,而是给他们做主。长幼尊卑有序,这才是传统道德。官员的合法性不可置疑,被称为“父母官”,正如孩子无法质疑自己的父母。

这产生了两种现象:

一是民众对于自身,是采取一种消极的方式来进行对待的,任何问题对于个人来说,都是无能为力的,自身的命运,都交给上级为自己做主,恰如儿子对父亲的顺从和依赖。这体现在官员是帝王的家奴,村民是族长的孩子,在《白鹿原》中,族长订立法律,并对不遵守的白孝文和田小娥进行处刑,在这里,村民是没有个人的尊严可言的,也间接反映了中国的个人意识相对淡薄,个人的尊严,与群体的尊严是高度捆绑的,被开了地图炮之后,很容易就感到被冒犯。

二是民众对于上级,产生了一种“青天老爷思维”,这种思维对上级,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想象,他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,而是一个被神化了的主宰,必须是全知全能的,任何偏颇都是不能被容忍的。因为上级成为了个人的命运主宰,而个人对自身的命运的迫切需求,同样的就被体现在对上级的期待上。在《遥远的救世主》这本书里(被改编为电视剧《天道》),三位音乐爱好者和村民就是民众,而丁元英就成为了那个青天大老爷,而音乐爱好者对于自身的问题,同样都归咎在了丁元英身上。

我也据此得出中国是具有广泛的社会主义基础的,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和儒教思想为社会主义打下了坚实基础。不想当皇帝的皇帝不是好皇帝,皇帝本身对权力的推辞,就是不道德的,这种对个人责任的无限追加,使得皇帝本身也成为了社会机器的一部分。这和西方的城邦制度有很大差别,即使如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那样,对城邦有强大的实际控制权,但是在其前台,仍然是有一个傀儡政权作为幌子的。

这样的中国,在进入了现代之后,西方式的民主能不能拿来主义,这个确实是很难说。但是在世界主流的西欧式的平民主义政治思潮冲击下,中国是无法继续保有前现代社会的状态的。

更重要的是,这是个问题,需要的是答案,而不是拿来作为国家主义暴力制度合理化的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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