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觉得现在中国很可怕的一点，是国家民族主义高涨，反智化严重，一旦到了国家高度，一概不容质疑。曾经我们不停的抨击国家对于新闻越来越严的审查制度，对于五毛的嘲讽技能点满，但到了现在，大部分人却都自行阉割。
我对于这个现象，归咎于两方面：
一方面，中国对于鸦片战争到八年抗战的历史，太过于深刻。而从慈禧的惧怕洋人开始，再到老蒋的依赖国际社会抗日，再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由于意识形态的问题，被西方国际社会广泛孤立。中国人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又恨又怕，表现得是非常明显的。
而亚非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，由于一直以来在我们的主流视野之外，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所提到的“外国人”，指的都是高鼻子蓝眼睛的西欧人。
二方面，中国长时间的封建君主“家天下”的制度，中国自古以来，君主的美德，是“爱民如子”，爱民如子当然不是给民众一个尊重，而是给他们做主。长幼尊卑有序，这才是传统道德。官员的合法性不可置疑，被称为“父母官”，正如孩子无法质疑自己的父母。
这产生了两种现象：
一是民众对于自身，是采取一种消极的方式来进行对待的，任何问题对于个人来说，都是无能为力的，自身的命运，都交给上级为自己做主，恰如儿子对父亲的顺从和依赖。这体现在官员是帝王的家奴，村民是族长的孩子，在《白鹿原》中，族长订立法律，并对不遵守的白孝文和田小娥进行处刑，在这里，村民是没有个人的尊严可言的，也间接反映了中国的个人意识相对淡薄，个人的尊严，与群体的尊严是高度捆绑的，被开了地图炮之后，很容易就感到被冒犯。
二是民众对于上级，产生了一种“青天老爷思维”，这种思维对上级，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想象，他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，而是一个被神化了的主宰，必须是全知全能的，任何偏颇都是不能被容忍的。因为上级成为了个人的命运主宰，而个人对自身的命运的迫切需求，同样的就被体现在对上级的期待上。在《遥远的救世主》这本书里（被改编为电视剧《天道》），三位音乐爱好者和村民就是民众，而丁元英就成为了那个青天大老爷，而音乐爱好者对于自身的问题，同样都归咎在了丁元英身上。
我也据此得出中国是具有广泛的社会主义基础的，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和儒教思想为社会主义打下了坚实基础。不想当皇帝的皇帝不是好皇帝，皇帝本身对权力的推辞，就是不道德的，这种对个人责任的无限追加，使得皇帝本身也成为了社会机器的一部分。这和西方的城邦制度有很大差别，即使如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那样，对城邦有强大的实际控制权，但是在其前台，仍然是有一个傀儡政权作为幌子的。
这样的中国，在进入了现代之后，西方式的民主能不能拿来主义，这个确实是很难说。但是在世界主流的西欧式的平民主义政治思潮冲击下，中国是无法继续保有前现代社会的状态的。
更重要的是，这是个问题，需要的是答案，而不是拿来作为国家主义暴力制度合理化的原因。